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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培勇：今年财政政策在三方面实现转型创新
中国社科院副院长、学部委员高培勇在会上表示，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，研究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开放等任何经济问题，在以往所沿用的思维惯性、政策调控惯性基础上要加上一道“过滤器”，不仅要盯总量问题，还要关注结构问题；不仅要盯需求问题，还要考虑供给问题；不仅要盯政策改革的总量效应，还要看结构效应；不仅要盯短期目标，还要把视野拉长；不仅要盯效益，同时也要算好成本账。
高培勇称，经过过去多年的摸索，我国对高质量发展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认识。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，稳增长的意义就特别的凸显。在这种新形势下，该如何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，一是不加区分的回到高速增长的路上，延用过去熟悉的办法，搞总量刺激和需求管理；另一个是立足高质量发展的过程，盯主要矛盾和主线，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当中面临的问题，侧重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实现稳需求、稳增长。
“前一种办法能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但相对于以往其边际效应开始递减，且副作用极大。后一种办法是经过长达六七年时间的摸索，是最终选择的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。”高培勇称。
那么，在高质量发展的选择下，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开放该如何做？高培勇认为，改革开放不能延用传统的思维方式，而是要立足于转型创新。就财政政策的转型创新来说，去年宏观政策方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新要求，加力提效的侧重点落在扩内需、调结构方面要发挥更大作用。财政政策三个观察点：一是减税降费、二是扩大投资、三是赤字弥补。
具体来说，在减税降费方面，今年在总量和结构效应兼容的条件下，减税降费走出了一条新路。以往盯的是总量效应和需求效应，但这次不仅如此，还是要盯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。因此，该如何结合？一是减税降费要有明确主体，以往是企业个人一起减税，只要减税就能带来总需求的增加；但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白无误地提出要给企业减税降费，而非不加区分的减税降费。二是减税的税种有变化，以前是减所得税，因为所得税离需求效应更近；今年主要针对增值税，因为给企业减税降费的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，减税的重点放在与企业成本密切关联的税种上。三是以往减税是临时性的，注重短期效应；今年通过改革性的办法减税，直接降低税率。
在扩大投资方面，以往不论扩大何种领域的投资都可以促进需求。今年扩大投资目标是要有效和补短板，这相当于给投资套上了“缰绳”，这就会让投资的方向有了“讲究”。
在赤字弥补方面，以往弥补赤字或赤字的考量遵循的是全局管理，只要为了经济稳定，财政的收支平衡上可以不计成本。但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，至少在一般公共预算成本，守住了财政赤字占GDP不超过3%的底线，但同时在实际运行层面，地方专项债获得相应的扩大。为何要这样考虑？因为既要稳需求稳增长，同时也要防风险，后者最重要的考量是稳住社会的预期。
樊纲：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过度保险等三大问题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会上指出，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有两个指标，一个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高质量发展，一个要看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。从后一个指标来看，金融业还需要更好的研究实体经济，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避免过度保险，以及贯彻五大理念对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。
“金融机构应该更好的研究实体经济，研究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，也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。“樊纲指出，实体经济有很多问题，但也有很多发展机遇，风险和机遇是共生的，要平衡高风险与高收益，抓住市场机遇，适当承担一些风险。
讲到中国的实体经济，樊纲举例，投资者都在找风口，找最高精尖的东西。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短板，一些可能被“卡脖子”的产业，比如精细化工等领域，长期需要资金，很需要金融支持。金融业不应只关注尖端的东西，而要寻找可能不在风口的隐性冠军。
樊纲指出，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还有金融业过度保险的问题。现在银行对实体经济很少有信用贷款，多数是抵押贷款，这让实体经济承担的风险比较大。人民银行要求银行业提高信用贷款的比例，提高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，目的就在于此。另外，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层层加码来防风险也需要关注。风控很重要，但要避免过度防风险。
樊纲建议，金融业要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寻求新的平衡，寻求金融和实体经济新的平衡点。金融业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，也要打破刚性兑付政策的扶持和保护，加大竞争的参与度，更好的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樊纲指出，另外，金融业还要关注各行各业承担多重目标的问题。比如在贯彻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五大发展理念时，金融业的任务，主要是宏观稳定等，但实际上金融与就业、发展、环保、共享经济、扶贫等都密切相关。此外，在对开外放过程中，金融业出台开放政策最密集的，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大于任何其他行业。发达国家金融业比较发达，在这个领域推动力很强，面对这样的局势，我国金融业需要认真思考发展战略，具备更了解本土市场的优势，就要善于抓住本土市场的发展机遇，这是在开放条件下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杠杆。从而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，也为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李稻葵：金融体系调整是中国度过经济隐痛期的关键
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（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）在会上表示，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隐痛期，隐痛期调整的关键在于金融，何时金融体系调整到位，才能度过隐痛期。而金融体系调整的关键在于两方面，一是化解存量不良资产，一是加大金融产品创新。
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初步核算，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2%，分季度看，第三季度增长6.0%。对于GDP增速第三季度回落至6%，李稻葵认为，当前的经济增速仍是稳中有降，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会必然经历降速过程。对于有观点担忧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，他认为，6%的增长速度会比未来经济稳定增长速度还要低一些，这也是当前所需要付出的经济转型成本。
李稻葵指出，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，这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历程来说是比较少见的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业正在调整，从过去的快速扩张转型转向高质量发展。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增长必须要减速，必须要着力化解过去积累的呆坏账，相应的，也会带来新增信贷的放缓。
“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，就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中，要消化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呆坏账。国外也是如此，比如印度也正在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，这直接带来了印度经济的减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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